凌晨三四点钟，房间外面经常传来“扑哧扑哧”扇动翅膀的声音。两三只燕子在横七竖八、私拉乱接的网线电线上跳跃穿梭。我打开门，它们向走廊另一端的黑暗处飞去。

　　我是一位从业十多年的金牌月嫂，在大众点评上有好多好评，但最近我还是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　　5月2日的清晨，晨曦微露，太阳露出了额头，罩在它身上的那一抹浅红色的云彩，正依依不舍地离开。街对面989公交车的站牌下，微风夹带阵阵凉意，有十来位打工者穿着春装正在等车。在他们眼里，挣几块能填饱肚子的铜板，比劳动节假期实惠多了。

　　我收拾好行李准备上户。疫情期间能有高薪月嫂工作，感谢老天爷的恩赐。中午十一点。李老师发来一条微信，内容轻描淡写，客户打算住会所，不雇月嫂了。

　　我从蜜罐跌到了冰窟窿。这要放在以前，根本不算事。可眼下正值疫情，客户锐减。这客户还是去年预定的，生孩子不是定时闹钟，预留的时间有时比工作的时间更长，这单黄了，得失业好长一段时间。盼星星盼月亮，盼来一场空。

　　家政公司一撅我就知道它要拉什么屎。为了多挣钱，背信弃义，以次充好，我的活儿被新手月嫂顶替了。

　　除了在心里骂一句，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先生治病还欠有六万的外债。罢，罢，罢，到别家公司看看吧，兴许王八看绿豆，对了眼，又揽一份新工作呢。我对自己找工作还是有信心的。

　　公交车开得缓缓悠悠，车上乘客三三两两，途经北京西站，昔日喧嚣的广场冷冷清清。到了家政公司，铁将军把门。公司旁边的某中型饭店，门庭冷落，艳丽的月季花上落了一层灰，门口停有几辆蓬头垢面的汽车。

　　成都的九眼桥劳动力市场，也叫职业介绍所，坐落在锦江河畔，斜对面就是竹影婆娑的望江公园，曾经，薛涛姑娘在里面制笺写诗，等候她的情郎。劳动力市场空坝子、栏杆、外面的台阶，或坐或站，黑压压一片，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。

　　有一天，来了一个瘦女人，要招五个服务员到武汉的川菜馆工作，要求身高一米六，二十五周岁，工资一千元。

　　很快就招够了。当时成都餐厅服务员的工资一百元左右。那时人贩子猖獗，经常有人被拐卖到外地去，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我多了一个心眼儿，对瘦女人说：“我想看看你们的营业执照。”

　　“啪”的一声，我的身份证被职业介绍所工作人员摔在地上。工作人员怒从心头起，骂我：“不要你去了，想挣钱门儿都没有，想去也不要你了，人不人鬼不鬼，过场还多。”

　　若干年后，有位小妹说，她也是听人说的，那五位挣高工资的餐厅服务员被卖到内蒙古了，职介所没有受到任何处罚。

　　发生这件小风波，职介所不待见我，认为我差点搅黄他们的生意，我找工作小心翼翼。

　　芳芳饭店的李二哥，招餐厅服务员，他车上载了冻虾、活王八、鸭肠以及时鲜果蔬等，这不是人贩子，我们上了车。

　　芳芳饭店在机投镇的入场口，机投镇属双流管辖，与成都市二环路亲密接触，交通便利。清乾隆九年，即1745年，建机投桥而得名，历史上的机投镇，风光秀美，景色宜人，五代前蜀皇帝王建曾在此建南苑。饭店面向宽阔的成双大道，美丽的清水河与饭店东南门毗邻而居。河畔两岸疏密相间分布着梧桐、泡桐、榆树、小叶榕、红叶李，老板李二哥承包了一公里河段，客人可以品茗、垂钓、对弈、红袖添香四不误。

　　我的工作本来是餐厅服务员。但我不喜欢做服务员，学不到技术。我到饭店的时候正值中午。饭店刚走了一位洗碗工和一位墩子。洗碗池里面油腻腻的盘子堆成山。我趁机洗盘子而不是去端盘子。

　　主厨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——尹师，精神矍铄，体力充沛，背微驼，有一个残疾儿子。传统川菜做得地道，巴适。一位把春芽烘蛋读成春芽拱蛋，把西兰花说成石花菜的乡村老厨师。

　　“你不要洗碗了，少个墩子，你来切菜，让李二哥重新去找一个洗碗的。”尹师给我安排这份工作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心怀感恩——切菜之余，尹师还教我们厨工炒菜，对我后来从事家政工作大有裨益。

　　老板李二哥，矮胖身材，目光寒冷。他初二辍学，打架斗殴，不务正业。他父亲李大爷，在县武装部上班，有点小成就，存了一点钱，儿子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李大爷在成都一家大型水产批发市场盘下一间铺子，让李二哥卖水产。

　　李二哥有经营头脑，折腾几年，挣了不少钱，开始经营度假村。他人脉运作至臻至善，据说，跟县里某些机关老大关系融洽。

　　90年代的机投镇，黄赌毒甚嚣尘上。原来，李二哥在劳动力市场找了几个小女孩。来之前告诉她们是卡拉OK 厅服务员，来之后，让做小姐，坐台。小女孩不同意，想离开，李二哥就把她们的身份证烧了。李二哥骂几个小女孩耍他，浪费他时间，说好又反悔。烧身份证是最轻处罚。

　　那时当地职业小姐如过江之鲫，早期下海的她们。江湖上游走多年，以挣钱为己任，坐台，出台，酒水，门门清。日结，分成该多少，绝不含糊。李二哥人精，算盘一划拉，眉头一皱，觉得还是骗易掌控的小女孩划算。

　　一个炎热的午后，我在熬绿豆稀饭，卡拉OK厅的小女孩，蹦蹦跳跳到了厨房。我们后厨见不了她们，除了作息时间不同，她们的饭菜，我们准备好了之后，也有专门的服务员送上楼，用餐完毕，服务员撤下杯盘，由洗碗工清洗。

　　小女孩姓周，对杯盘碗碟、油盐酱醋兴趣浓厚。我们断断续续交流了二十多分钟。周小妹十七岁，做小姐之前，在餐馆工作了八个月，做服务员顺带洗碗，每月一百二十元钱。刚来的时候，在芳芳饭店卡拉OK厅做“服务员”，陪客人跳舞，客人有时动手动脚，做了三天想辞职。

　　这次，李二哥变乖了，没为难她们。反而是李二哥的帮手小清姑娘主动把工资结给她们，一百五十元。只有一位女孩走了，其余的都留下来了，包括周小妹。

　　周小妹很知足这种生活，她还把一个辍学的发小，两位打工时认识的餐厅服务员介绍来挣大钱。

　　聊天结束时，周小妹摆下一句：“我爸让我寄钱回家盖猪圈，我挣一天的钱就够了。”

　　上世纪末打工，扣押身份证和一个月薪水，是好多行业不成文的规矩。另外，又没有劳动合同，工资双方口头约定。发工资时，少给你，你也没辙，工作中扣钱的项目也比比皆是。有些老板还诱骗员工把工资存在他那里，说现金放在身上不安全，每个月领二三十零花钱，辞职的时候再拿完。大陈曾说，他的薪水就存在李二哥那里。如果你有工作，如数领到了工资，那恭喜你遇到了好心的老板，你该感恩老板；你遭遇不公，只能认倒霉。

　　从中秋节就开始飘雨，淅淅沥沥的。天空愁云惨淡，随着雨落下一阵寒意来。节后大概一星期吧，晚饭过后，外面黑黢黢的，李二哥让垂钓组的大陈和小袁滚，一分钱工资没有。小袁刚从大山出来，十八九岁的样子。李二哥说，有顾客钓上鱼不想要，贿赂大陈和小袁，让他们放回河里。这事被垂钓组的一位员工告发了。

　　当时，市场上的草鱼、批发价一斤两块八左右。零售价三块五左右，但是钓起来的鱼要贵些，六元一斤，饭店的秤是六两秤。李二哥可不管损福伤禄折寿那些古语，直接短四两。顾客的鱼一咬钩，垂钓组的员工马上用舀网舀起来。明明只钓了十五斤鱼，饭店的秤一称二十五斤。

　　有些顾客狡诈，只想享受钓鱼的乐趣，并不想要鱼，何况饭店的秤还有猫腻。李二哥聪明透顶，深谙员工心理，对部分员工，他就实行“钓鱼执法”。

　　有些他看不惯的员工，他就让他们存工资，每月给点零花钱，再想办法把他们踢走，让他们少拿工资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“钓鱼执法”看起来更文明，更合理。他用这方法，搞了点昧心钱。

　　第二个月发了工资，厨工小张、我、徐姐合伙买了中华香烟给尹师，尹师嗜烟如命，我们想练练手，学点儿厨艺。有点可怜的简单厨艺，后厨员工在饭店工作的时间要长些，也算有点出路。

　　餐厅服务员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服务员的薪水领完没有我不清楚，但愿都领完。但被辞职的后厨，一个子儿都没少。

　　“你敢，饭店里面又嫖又赌，我们去报社告你们。”这是厨工对李二哥老婆的反击。当时我们天真地以为，报社能管这些破事。

　　过了两年，我买了东西到芳芳饭店去瞧尹师。镇子上搔首弄姿的风尘女子失踪了。同尹师聊天得知，镇子上抓了几个卡拉OK厅老板去判刑，李二哥的亲弟弟、李二的干亲家，都抓了，判一年。小姐云游四方去了，饭店生意比以前差多了。

　　从芳芳饭店辞职后，我不想孤身打工了，也希望先生不要老待在农村，他应该出来走走了。我想租房子，寒暑假孩子能来团聚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哪怕吃糠咽菜，也该算一种出路吧。

　　先生患有先天性疾病，健康人就业都艰难，何况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病患？我冥思苦想干啥。我们摆地摊，卖水果，都没搞几天。本钱太大，城管、交警、派出所都能没收。

　　我一拍脑袋瓜，有了，擦皮鞋，本小利大，更重要的是这个更机动灵活。说干就干，我买了几把刷子，几管鞋油，两大两小四只塑料凳，拉着先生，到火车站擦鞋去。火车站客流量大。

　　擦鞋的第一天，有一个小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她约莫八九岁，明显营养不良，瘦巴巴的，胳膊和腿又短又细，长得文静，眼睛细长，缺少孩子的灵气，淡淡的哀怨流淌其中。两尺长的皮鞋箱斜背在她身上，占据了她身长的一半，蹒跚的步履，让人怜悯。

　　有天傍晚，擦鞋要收工了，小女孩喊我：“嬢孃（阿姨），我给你说个事，不是我不读书，是我爸妈不要我读，他们让哥哥读到初中毕业。”

　　停了一下，小女孩仿佛要把心里的委屈都倒出来。“我叫小敏，十一岁，我哭，我爸妈才让我读书的，读到九岁，只读了三年级。我爸妈做皮鞋生意亏本了，他们在荷花池背包。”

　　我除了一声叹息，啥作用没有。那时所有的摆摊占道，都不允许。城管一来，小商贩作鸟兽散，跑不赢的，自认倒霉。

　　我女儿特别乖，寒暑假，那些小商贩的孩子到处玩，只她一个人站在高处放哨。一看到城管的车，就高喊：“黑猫来了，黑猫来了。”卖锅盔的大姐有时奖励她两片牛肉。

　　时光飞逝，兔走乌飞，香港回归，抗洪胜利，转眼到了1999年。那年，我的家乡秋雨连绵，下雨时长堪比《创世记》中的洪水，接近四十天。玉米、水稻全发芽，乡下日子不好过，外面的世界也无奈，有些人搞起了歪门邪道。

　　英英和雪雪，是“隆昌帮”的成员，还有“安岳帮”“华蓥山帮”，火车站共三大帮派，冒充铁路工作人员骗旅客。她俩游说我：“跟我们一起喊人，一天要挣两三百，比你擦鞋强多了。你会说，挣钱更多。星期天你看一下我们怎么‘整猪’（骗旅客）的。”

　　英英、雪雪是表姐妹，她们的亲人在隆昌帮里有十来个，主要是趁早中晚警察上班下班的空隙，还有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出来骗人抢劫。

　　火车站，进站口上方有“成都”两个大字，右边是售票大厅，“售票”两个大字非常显眼。进站口前面是一个小广场。小广场前面有个小型街心花园，里面栽有几棵大叶榕，是出租车的下客处。街心花园的另一头，是一条通到售票处的路，四面八方来成都的人，如果坐公交车到火车站，购票的主要通道就是这条路，公路的边上是成都市人民商场火车站分场。从商场过马路左拐到售票厅大概五十米的距离，仅仅这五十米的距离，隆昌帮就有几十人分布在商场街沿和公路另一边。

　　旅客甲走商场街沿，英英老公用正常声音对旅客甲说：“西部大开发，火车站改造，走下面。”

　　英英父母故意露出假工作证：“以前的售票窗口不卖票了，售票处改造，在另外的地方售票。派我们工作人员出来维持秩序。从这边走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推旅客甲到马路上。

　　旅客乙往街心花园那边走去，公路另一边的隆昌帮成员立刻阻止：“回去，走右边。”对旅客乙说的话，与对旅客甲的一模一样。

　　公路的尽头，往左拐即售票大厅。隆昌帮大批成员站在那里，阻挡旅客进售票大厅。

　　上当的旅客，在隆昌帮成员的陪同下，直行大概一百米，来到建兴宾馆门口，门口有一块空地，隆昌帮的几辆中巴车就停在空地上。

　　很多时候，“警察”，隆昌帮负责人，托运公司老板娘，在建兴宾馆旁边，搬根椅子，喝茶聊天。

　　到了中巴车跟前，雪雪温柔地邀请旅客上车。“西部大开发，售票处搬迁，车站提高服务，派车接送。”雪雪一边说，一边跟负责人打招呼。旅客一看，有“警察”在旁边，也放心了。

　　我最终没有加入隆昌帮，依旧擦鞋，良知不允许，如果被骗抢的都是跟我一样，穷得叮当响，从牙缝里省钱出来的人，天理难容。他们把人拉到五块石一处隐蔽的民房，除了车票钱，身上其余的钱全洗光。距发车时间二十分钟，把旅客送上火车。

　　当年，“打大张子”“吃招呼钱”是火车站另两种大名鼎鼎的诈骗抢劫模式。一部分漏网的、运气好的、没有东窗事发的诈骗犯，骗到钱后，金盆洗手，过着人模狗样的生活，更多的罪犯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，在铁窗中挥霍青春，蹉跎岁月。

　　打大张子性质最恶劣。付三妹她们一伙，几十个在车站打大张子，上班时间与隆昌帮一致。早中晚警察上下班空隙，星期六、星期天。

　　清晨，一行人提十来个小竹篮，里面装上最好最新鲜的四川水果。女人们衣着朴素，着布鞋，不化妆。她们提着竹篮逡巡，等着目标。男人们站在旁边。

　　“买不买水果？一块钱。”付三妹挨个问旅客，“卖剩下的，只有这点了，一块钱。卖了我好回家。”

　　“我还骗你吗？是一块钱。”付三妹一边说，一边帮旅客丙捡水果，旅客丙打算付钱。

　　“我的水果卖完了，零钱太多，我拿回家给娃娃交学费的。带着不方便。正好，你出门需要零钱，你跟我换一下，行不行？”付三妹左手往后一伸，她表弟立刻把五百元的零钱递上，“我先数给你，你看一下，换五百行不？”

　　打大张子的两种选择，一种换假钞，另一种反复数钱，压在手心，把钱抽走。旅客温顺不懂的，就反复数线。旅客经常跑外面，又贪小便宜的，换假钞。

　　付三妹的表弟、表哥、老公开始上场了。表弟把旅客丙肩膀使劲一拍，“耍不耍小姐？”表弟嬉皮笑脸。表哥牛高马大，做出抢钱状。旅客丙赶快把钱捏紧。

　　表弟是打大张子“男一号”，“小姐漂亮，巴适，相因(便宜)得很，耍不耍？我带你去。”表弟一直说着类似的小黄话，缠着旅客丙，走好远。

　　付三妹跑到一百米开外，一家杂货店，打大张子的老巢，装上水果，换件外套，改下发型，又开始第二轮的诈骗。

　　这伙人非常猖狂。我在擦鞋的时候，知道两次，有旅客“点水”，他们都报复了的。一次，点水的旅客，进“站前饭店”坐着吃饭了，他们尾随而去，大腿上杀一刀，逃之夭夭。另一次，旅客已经走到荷花池批发市场了，他们还往对方上扎了一下。在车站讨生活的人，都知道他们有背景，心狠手辣，不敢多事。

　　当他们诈骗一位瘸腿的残疾人得手后，我同付三妹的大嫂说过一句话：“没良心，造孽哦。”

　　吃招呼钱的，又称吃窗口钱，几个人一伙。当年列车运载能力不足，火车票很紧俏。吃招呼钱的进票厅，对旅客说：“我有关系，来，一张票加五元。你看到买。”“你把钱给我，多退少补。”

　　吃招呼钱的人多，徐大卖票，赵二，李三，王四，周五，使劲往旅客中间挤，把旅客挤到后面去了。徐大就卖短途票。用一大沓二十元一张的假发票，盖住短途车票的到站名，只留始发站“成都”两字。

　　伙人把旅客骗至偏僻处，一般是车站后面，荷花池肉类批发市场。徐大说：“给你买票，我用了一千元的关系费。”说着扬了扬手上那一沓二十元的假发票，“你还要补我一千元。”

　　徐大这一伙人，除了吃招呼钱，还有挣钱门路：收票串串（黄牛）的保护费，代人收账，到歌舞厅、赌场帮老板摆平不愉快，还会跟其他吃招呼钱团伙火拼。

　　新世纪的春节马上要来了，吃招呼钱团伙打了鸡血。炳娃约徐大谈事，徐大单刀赴会，炳娃抽出随身携带的斧头，砍了二十七刀，徐大当场驾鹤西归。

　　吃招呼钱影响恶劣，警方也会狠狠打击。车站的广播，每天从早到晚都循环播放各种防骗防抢的知识和预防方法，还是有人上当。只要一伙吃招呼钱的一个月不露面，多半栽了。

　　千禧年之后，政府进行市容市貌大整治，创建卫生城市，重点盘查三无人员。那段时间，我就想改行做票串串。

　　票串串倒卖车票，就跟商人倒卖紧俏物资性质一样。挣点差价，只不过，票串串挣点小钱而已。

　　旅客要车票，一位票串串守住旅客，以防被别的票串串撬走。另一位到票老板市场去收票。久而久之，合得来的票串串就组合在一起。票串串自由组合，见者有份，统称“烤火”。大家在实践中立的这项江湖规矩，相对公平，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，而且一个人也不能串票。

　　做票串串不占本钱，空手出门，抱钱归家。票串串在倒卖车票之中，处于食物链最底层。

　　我曾经傻瓜般地问一位票串串，旅客为啥不自己到售票窗口去买票？票串串回答：“你是真笨还是真傻？他能买票会来找我们吗？票都在票老板那里，旅客到哪里去买票？”

　　被警察抓住，如果票串串身上有票，拘留半个月。票多，判刑。如果没票，待遇同三无人员一样，送收容遣返站。票串串比擦鞋利润丰厚，有些人早就改行了，等我不得不改行时，别人已晋升为票老板，放票挣钱了。

　　马姐一家子，大家对他们真的是羡慕嫉妒恨。马姐女儿李英，就是从擦鞋匠到票老板。

　　李英长得娇小玲珑，秀发乌黑透亮，皮肤白皙。80年代初期，马姐跟生产队长私奔到成都，生下了李英。没多久，李英的生父生病去世了，马姐牵着小李英在火车站骗讨，相依为命度日。李英大点了，开始擦鞋。十五岁李英生了大儿子。

　　在火车站摸爬滚打多年，小李英很聪明。背着孩子做票生意，当票串串。过了两年，十七岁的李英生了个女儿。李英开始当票老板了。

　　有天晚上，因为小孩打架受伤，李英与老张发生矛盾，李英打电话，半小时就拉来一车人。最后派出所解决，老张支付李英孩子两千元医药费。

　　第二天，老张在建兴宾馆门口擦鞋时发牢骚：“李英仗着人多纳米体育，她二哥，二嫂，她老公四弟兄，哪个不晓得有关系？拉一车人来，吓哪个嗦？”

　　我问：“她哪来的二哥？”虽然大家天天都见面，但各干各事，有些事情不知道。

　　我想起来，马姐身边这段时间有一位带奶娃的年轻媳妇月嫂新闻，应该是李英的二嫂。马姐想把衣钵传给她。

　　正在擦鞋的刘大姐接嘴：“李英做票老板了。她在八里桥买了房子，这女娃子长得好看又能干，可惜不识字。”刘大姐也不怕鞋油糊顾客袜子上，一直抬着头，“从擦鞋堆里走出去的英雄，我们都佩服。”

　　那时，我就想当票串串。我胆小心虚，一直只有想法而已，现在打算先去票厅破破胆。

　　第一天进票厅，我东走西走，还不到十分钟，一个绰号“母老虎”的工作人员就把我抓住了。这个工作人员四十多岁，短发，戴眼镜，外形彪悍高大。我被推进值班室，同几个票串串、几个小孩关在一起。上厕所不允许。我辩解说自己不是票串串，真的票串串不敢吭声。五个小时之后，我被放出来。我的票串串生涯还没开始就落幕了。

　　第二天，天空下起了细雨，我还在街心花园等着擦鞋，尽管这个时候，根本没有顾客。

　　街心花园的大叶榕下面有些旅客在躲雨。有位旅客背靠大叶榕，头上盖件衣服，身边有几个同伴，同伴说他已经死了，弥留的时候同伴打电话给他老婆，让老婆接他回家，他老婆没来。

　　离开火车站之后，我一脸迷惘，干啥呢？我思忖，敢情我跟不上时代，没有提升自己？我立即去华光电脑培训班学习电脑。学电脑才是让我后悔的选择，以至于后来我对任何培训班都不太信任。天天让我背五笔，练打字，教点皮毛，半个月，直接告诉我学完了。除了看电影，我现在都不会操作电脑。那学费可是我打零工两个月的总收入。

　　电脑知识没派上用场，饿肚子的感觉不舒服。面对未来，更多是无奈和彷徨，不得不一次次徘徊在职介所门口。这次，十二天过去了，我才找到一份不用住在雇主家的白班小时工。准确来说，应该是白班保姆。

　　我不想住在雇主家里，住自己家，寒暑假的夜晚可以监督孩子写作业。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，连分子分母都搞不清楚，我责骂她，孩子特委屈：“爸爸走了，没有人给我讲作业了，老师天天忙农活，上课才来，下课就走了。我做不了的作业，没法问人。”

　　以前，我们连找这种工作的资格都没有，职介所工作人员首先跟雇主申明：下岗工人，家在这儿，跑不了；外地来的农村人不敢肯定啊，掉了东西我们不负责的噢。

　　过了一段时间，李太太对我说：“我们选保姆，要看面相的，我看你的面相，没有私心不会干坏事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辈子？”

　　我担心李太太试探我，工作黄了，又低声补充一句：“做一辈子用人其实也是幸福，衣食无忧嘛。”

　　我每晚九点下班纳米体育，途经五块石立交桥时，快十点了，那时立交桥下有抢劫的，有点神奇，听《大悲咒》能防盗抢，还能保佑主人的运势。真是迷信得别出心裁。

　　第一次去公司，早晨，开早会。大家精神饱满唱《感恩的心》，给销售精英贴小红花，销售心得分享，主管，经理，副总，轮番上台讲话。

　　李太太每次去公司，打扮得珠光宝气，钻石耳环，珍珠项链，红宝石戒指，劳力士手表，一股脑儿往身上戴。化上浓妆，提上爱马仕包。

　　我不知道爱马仕，更不懂劳力士。家里的花木都是租赁的，有一次换花木的绿化工来，表、包放在茶几上，李太太从卧室冲出来，抓起包和表闪进卧室。后来，她告诉我，这两件东西有多贵。

　　“这是公德事业，我们不挣钱，我的钱挣够了，现在不需要挣了。我在台湾买了很多这种产品，这种产品是小房产，这些小房产，零风险，保值增值。人会无限往生，我们的产品只有这么多，过几天就会涨价。土地是有限的，政府不再批公墓了。两年后，如果不想使用，想转让，公司回购。公司回购价格肯定比投资产品时的价格高，比买股票、存银行划算多了。除了战争和地震，我们的产品长期存在，小偷偷不走。”

　　第一次从公司回家，我云山雾罩，真不懂。我对其他保姆说，这个产品是小房产，要本钱，可以让你们主人买，挣大钱。过了几天，保姆小兰说，她们女主人说，别买，是传销。

　　李太太回答：“我们以前有合法的传销执照，我们是卖安利的。传销就是做公德，帮助最亲的人挣大钱，几十万轻而易举。”

　　我的回答让李太太不太高兴。“你这种说法，进我们公司，我们都不要。人都是有贪心的，做生意。不给点甜头。怎么挣钱呀？我们总公司有法律顾问，我们不超过三级，三级之后，就分开了。我们定性不了传销。”

　　李太太开始给我讲授传销的本质了。我表现出来的听课欲大大刺激了李太太的演讲。“传销就是击鼓传花，最后的人遭殃。好多农民把牛卖了，来买我们安利的牙膏。”

　　她又开始讲资本，讲日本通货紧缩，八十岁的老头蹲街边洗碗，家里养不起一个闲人。讲加入世贸，台湾米酒涨价六倍。讲完了，鼓励我买房，将来房子肯定涨价。我挣的薪水，家庭开支都捉襟见肘，别说房子涨价，就是垮价我也买不起。

　　暑假来了，李总的孩子们来了。他们每年寒暑假都来，李太太带着他们到各个景点旅游。

　　孩子们来的当天，大家正在用晚餐，李总把一袋杏仁粉扔进了垃圾桶。“这买的什么呀？这不是杏仁粉，味道不对。”李总有点生气。这已经是他两个月来第三次扔杏仁粉了。每次尝一下就扔了。

　　时间像流水一天天逝去。李太太来大陆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去公司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李总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李太太说，他们要撤了，去另外的城市发展。

　　我不愿意去外地，孩子正上学，那时月嫂职业时髦而紧俏，成都市妇幼保健院在开月嫂培训班。我辞了职，接受了培训，开始做月嫂了。

　　四个月过去了，有一天，我正在给产妇煲汤，接到李总司机的电话，问我是否愿意到另一个城市，在李总家接着做保姆，做熟不做生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先生与我同行。

　　这座城市太乱了，我在菜园坝被敲诈，打个市内电话几十元；在陈家坪，包被抢，包里装有身份证、存折、现金、手机。最让人气愤的是，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，一位警察说，昨天，我们这里有个人被抢了五万，好像我的还抢少了。

　　田小姐，长相有点像某明星，高挑身材，自称毕业于西南交大。田小姐爱穿宝姿服饰，有一件束身内衣，价值三万人民币，我每次洗的时候都如履薄冰，如果洗坏了，我拿什么赔偿？

　　田小姐也是清闲过了头，只要有时间就抱怨李太太容不下她。她挺委屈地表示，李总身边一个女人根本不够，那么大的产业，需要其他女人帮忙打理，而且，她跟李总也不是一天两天，青春耗尽了，该有名分了。

　　田小姐来劲了，洋洋得意道出原委。以前，她们在广州，李太太很少来大陆，田小姐过了些逍遥日子。在成都的时候，李太太听到风声之后，派他表弟到大陆充当情报员。查实之后，火速飞往大陆。田小姐一边调兵遣将，一边想应对之计。她年龄不大，神通倒不小。她先借了一位外形高大俊逸的男孩冒充男朋友，在李太太出没的地方，同男孩做亲密状散步。李太太找到她之后，田小姐伤心诉委屈。她年幼不懂事，被李总欺骗。现在她已开始新生活，有男朋友了，要结婚了，不希望任何人打扰她。

　　“我发现王佳美的嘴角，浮出满意的笑。”王佳美，李太太本名。通过运作，田小姐侥幸取胜。

　　田小姐摆弄着手机，继续炫耀战果。她告诉租赁男友，我把手机给你，这几天晚上，任何时候有我的电话，你都先接，如此这般，交代一番。深夜，李太太果然打电话，租赁男友接过电话，按田小姐吩咐回答。第二天深夜，如法炮制。经此一役，田小姐收获了一年“幸福”时光。

　　“李太太是A型血，我也是。所以她想什么我能料到。她穿什么衣服，我穿什么衣服，她染什么头发，我染什么头发。门口的保安都分不清。”

　　聪明绝顶的李太太，这种掩耳盗铃的桥段，岂能糊弄？不过是下个台阶罢了。这句话，我不敢说出口，否则，只能卷铺盖滚了。

　　“她应该感谢我，我帮她照顾老公。王佳美比我大二十五岁，我永远比她年轻，她肯定走在我前面，只有我能陪伴李总到老。”

　　重阳节过了几天，我蒸好大闸蟹，田小姐一边剥，一边叹息：“好多男人说有钱都是骗子，真正有钱的男人没两个，自从王佳美离开，孩子们只打过一次电话，要抚养费。前几天，李总生日，孩子们一个都没打电话来，李总心情不好，我明天回成都了。”

　　就这句话，李总训斥了我一顿，说我话太多。完事后，加了一句：“李太太打电话过来，你告诉她，田小姐走了。”

　　田小姐回成都四十八小时都不到，又开始折腾，从凌晨一点折腾到凌晨四点。每隔十分钟，她就给我打电话，内容全是，她要死了，她割腕了，再不送医就来不及了。

　　我说，你给李总打电话吧。她说，李总不接她电话。我特别担心田小姐干傻事，我壮胆告诉李总，他说：“别管她，她闹够就不闹了，她自杀很多次了。”

　　傍晚，田小姐从成都回来了。她锲而不舍地敲门。敲了两小时，李总才让她进来。

　　田小姐的哭声夹杂抓扯声持续到后半夜。早晨，田小姐鼻青脸肿，满脸伤痕。我陪着洒了几滴泪，安慰了几句。

　　范雨素 / 郭福来 等著 / 世纪文景 / 上海人民出版社 / 2022年8月

　　本文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《劳动者的星辰》，略有删减，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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